在上月剛發表的「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政府致力令「香港發展成為全球著著領先的數碼城市」。政府在文件中列舉香港在資訊科技發展上取得的成果，同時指出與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數碼隔閡」「問題比較少」。究竟香港的「數碼隔閡」是否一如政府所言是一個小問題？
「數碼隔閡」是指不同社會經濟層面的人，在接觸資訊及通訊科技進行各種不同活動的機會所存在的差距。根據大部份外國的研究顯示，社會經濟階層(socioeconomic status)愈高的人，便愈有機會接觸及使用到資訊科技，而成為「資訊富有者」。相反，社會經濟階層愈低的人，便愈有機會因缺乏或不懂得運用資訊科技，而成為「資訊貧乏者」。
當資訊科技急速發展時，「資訊富有者」因能掌握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機會及好處，便能進一步改善其生活素質。但對於「資訊貧乏者」來說，資訊科技不但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反而更進一步令他們在社會上邊緣化(marginalized)，使他們處於更不利的位置。簡單來說，「數碼隔閡」是貧富懸殊在資訊科技發展過程中另一種轉化出來的社會現象。
香港在「數碼隔閡」這問題一直未受到廣泛的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只以香港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整體滲透率與其他國家比較。事實上，根據當局所提供的參考資料，現時香港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使用流動電話，超過三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聯網，所有商業樓宇及百分之九十五的住宅樓宇可接駁寬頻網絡。從這些數字來看，香港在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亞洲主要已發展國家十分相近，「數碼隔閡」的問題似乎並不顯著。
但我們嘗試比較香港及其他主要已發展國家的「資訊貧乏者」使用電腦及互聯網的情況，結果卻是令人擔憂。根據去年政府統計處就資訊科技的使用情況進行的調查結果，香港「資訊貧乏者」與其他國家有相似的特徵，他們多是低收入、教育水平較低、較少從事經濟活動，如主婦、退休人士及長者等。但與其他國家的不同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在本港弱勢社群滲透的速度，遠較其他國家為慢。
以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士為例，香港只有3.3%是互聯網使用者，相較台灣的22%、美國的11%和新加坡的4.5%都為低。
另一例子則是經濟非活躍者：香港的互聯網滲透率只是7.5%，比新加坡的7.8%、英國的17%及美國非就業者的45.3%及非勞動力人士的29.0%都為低。
長者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情況更是令人關注的。本港只有3.4%的長者曾使用互聯網，與日本的33.2%，美國的29.6%、英國的13%、台灣的10.0%及新加坡的5.3%都低很多。
就這個問題，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在上月十四日，曾舉行了一次有關「數碼隔閡」的聽證會。會上共有十四個不同界別的團體代表，表達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訴求。他們明確地指出，香港的「數碼隔閡」問題是十分嚴重。在會上，我們聽到殘障人士沒有購置適合他們使用的電腦輔助器材，原因是因為經濟上他們無法負擔；長者因教育水平較低，他們根本不懂得資訊科技的好處，而缺乏信心學習；弱視及失明人士因網頁設計時並未顧及他們的需要令他們無法閱讀；更有低收入家庭表示因為沒有信用卡而無法申請互聯網服務，原因是互聯網供應商只會接受信用卡付款。
我們相信香港的確存在「數碼隔閡」的問題，而資訊富有者與資訊貧乏者的差距非常大，情況更有惡化的趨勢。問題並非如政府所指是「香港與其他地方相比，數碼隔閡的問題比較少」。相反，我們認為問題遠比我們所想像的來得複雜及嚴重，政府卻忽視了它的存在及嚴重性。
其實，各個已發展的國家早已在90年代中已開始對這個問題作出深入的探討，並已制定全面的「數碼隔閡」政策，縮窄數碼差距，以防止問題嚴重地影響整體數碼經濟的發展。港府在這方面似乎仍未洞悉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試想，當愈來愈多的政府及商業機構都以電子媒體代替傳統的服務模式時，社會上卻仍有大部份人還未察覺資訊科技的好處、仍未懂得運用資訊科技，我們的社會如何能夠與資訊科技並進，加強競爭力，成為領先全球的數碼城市？
明天，我將會在立法會動議，促請政府探討及研究本港的「數碼隔閡」問題，並盡快制定有效政策及措施，以促進私人企業、慈善及非牟利團體與政府部門合作，打破「數碼隔閡」，協助弱勢社群投入數碼年代。
事實上，只有靠政府、商界和非牟利機構共同合作，我們才可以有效地舒緩「數碼隔閡」的問題，使香港成為一個「包容」的數碼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