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刚发表的“数码21新纪元资讯科技策略”，政府致力令“香港发展成为全球着着领先的数码城市”。政府在文件中列举香港在资讯科技发展上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与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数码隔阂”“问题比较少”。究竟香港的“数码隔阂”是否一如政府所言是一个小问题？
“数码隔阂”是指不同社会经济层面的人，在接触资讯及通讯科技进行各种不同活动的机会所存在的差距。根据大部份外国的研究显示，社会经济阶层(socioeconomic status)愈高的人，便愈有机会接触及使用到资讯科技，而成为“资讯富有者”。相反，社会经济阶层愈低的人，便愈有机会因缺乏或不懂得运用资讯科技，而成为“资讯贫乏者”。
当资讯科技急速发展时，“资讯富有者”因能掌握资讯科技所带来的机会及好处，便能进一步改善其生活素质。但对于“资讯贫乏者”来说，资讯科技不但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更进一步令他们在社会上边缘化(marginalized)，使他们处于更不利的位置。简单来说，“数码隔阂”是贫富悬殊在资讯科技发展过程中另一种转化出来的社会现象。
香港在“数码隔阂”这问题一直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只以香港在资讯及通讯科技的整体渗透率与其他国家比较。事实上，根据当局所提供的参考资料，现时香港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使用流动电话，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所有商业楼宇及百分之九十五的住宅楼宇可接驳宽频网络。从这些数字来看，香港在资讯科技的发展与亚洲主要已发展国家十分相近，“数码隔阂”的问题似乎并不显著。
但我们尝试比较香港及其他主要已发展国家的“资讯贫乏者”使用电脑及互联网的情况，结果却是令人担忧。根据去年政府统计处就资讯科技的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香港“资讯贫乏者”与其他国家有相似的特征，他们多是低收入、教育水平较低、较少从事经济活动，如主妇、退休人士及长者等。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是，资讯及通讯科技在本港弱势社群渗透的速度，远较其他国家为慢。
以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士为例，香港只有3.3%是互联网使用者，相较台湾的22%、美国的11%和新加坡的4.5%都为低。
另一例子则是经济非活跃者：香港的互联网渗透率只是7.5%，比新加坡的7.8%、英国的17%及美国非就业者的45.3%及非劳动力人士的29.0%都为低。
长者使用资讯及通讯科技的情况更是令人关注的。本港只有3.4%的长者曾使用互联网，与日本的33.2%，美国的29.6%、英国的13%、台湾的10.0%及新加坡的5.3%都低很多。
就这个问题，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在上月十四日，曾举行了一次有关“数码隔阂”的听证会。会上共有十四个不同界别的团体代表，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诉求。他们明确地指出，香港的“数码隔阂”问题是十分严重。在会上，我们听到残障人士没有购置适合他们使用的电脑辅助器材，原因是因为经济上他们无法负担；长者因教育水平较低，他们根本不懂得资讯科技的好处，而缺乏信心学习；弱视及失明人士因网页设计时并未顾及他们的需要令他们无法阅读；更有低收入家庭表示因为没有信用卡而无法申请互联网服务，原因是互联网供应商只会接受信用卡付款。
我们相信香港的确存在“数码隔阂”的问题，而资讯富有者与资讯贫乏者的差距非常大，情况更有恶化的趋势。问题并非如政府所指是“香港与其他地方相比，数码隔阂的问题比较少”。相反，我们认为问题远比我们所想像的来得复杂及严重，政府却忽视了它的存在及严重性。
其实，各个已发展的国家早已在90年代中已开始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入的探讨，并已制定全面的“数码隔阂”政策，缩窄数码差距，以防止问题严重地影响整体数码经济的发展。港府在这方面似乎仍未洞悉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试想，当愈来愈多的政府及商业机构都以电子媒体代替传统的服务模式时，社会上却仍有大部份人还未察觉资讯科技的好处、仍未懂得运用资讯科技，我们的社会如何能够与资讯科技并进，加强竞争力，成为领先全球的数码城市？
明天，我将会在立法会动议，促请政府探讨及研究本港的“数码隔阂”问题，并尽快制定有效政策及措施，以促进私人企业、慈善及非牟利团体与政府部门合作，打破“数码隔阂”，协助弱势社群投入数码年代。
事实上，只有靠政府、商界和非牟利机构共同合作，我们才可以有效地舒缓“数码隔阂”的问题，使香港成为一个“包容”的数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