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哥相识的日子,是一九九九年的八九月间,我们都住在北京的一家中医研究院的眼科医院里,在同一个病区,病房相邻。我患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黄哥患的则是色素膜炎。
我依稀能想起第一天见到黄哥的情景。那是我入院第一天的晚饭后,我坐在病区的前厅里,正与一些病友们聊天,在“认识”着大家。只记得小岳姐指着走廊的方向说了一句:“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激素人。”我就看到一个不算高,但相当胖的人走了过来,先在门厅的大玻璃镜前照了一下,然后很像模像样地做了个扩胸的动作,笑咪咪地对我说:“看着还行吧,可都是‘虚’的。”
于是我认识了胖胖的黄哥。我没有去想过黄哥未发胖之前的形象,但他现在的样子 —— 用我们后来一次在院子里闲谈时的说法:像一尊粗犷的、带点原始风格的雕像 —— 没有脖子,只能以下腭部的一条曲线区分出两个部分;没有腰部,从肩至臀是一条直线。这样的描述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吧,因为,连我在一开始都无法理解这种“长胖”背后付出的代价。那是一种“虚胖”,徒有其表,而并无实力。相反,稍微剧烈一点的运动,或者是走得时间稍长一些,那怕只是登上一座行人天桥,他就会累得气喘吁吁。他常常自我解嘲地这样描述:我的脚对我的身体说,我原来只承受 60 公斤的重量,你现在却要我承受 85 公斤的重量,我怎么能不打晃?
住医院怎么说也是件有些无奈的事吧。而像我们相熟的这几个病号,个个是能说能笑,能走能坐,甚至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可有一条,就是不能让眼睛太累,这意味着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 ...... 我们的病区是一个方方的大四合院,中间是个小花园,小花园的中间是一个圆圆的挺别致的凉亭。于是,几个年轻人就在这方形套着的圆形里打发着日子。
黄哥的病情不是很稳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情况控制得不很好,似乎大夫们也没有特别的把握似的。在那些日子里,黄哥对关于有关他的病情询问最通常的回答是,摇摇他那硕大的头,来一句带些江浙味的普通话:“不成啦!病变啦!”起初我对他这样的表现很有点气恼,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地没有信心,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让自己的感觉轻松一点?然而,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无奈的表情之后,我的心里更是为他感到难过,是啊!如果不知道希望之光在哪里,又如何能轻松得起来呢?
但我想,很多病友记忆中的黄哥是一个快乐的人。他一个人就能是一台戏。这也许与他在剧院搞宣传工作,耳濡目染有关吧。他喜欢用随身听听广播或是听歌。他最喜欢的乐队则是“零点乐队”。当我们请他来一次演出时,他会像模像样地往凉亭中一站(虽然可能只穿着件宽松的大病号服),煞有介事地半鞠上一躬(他的腰围使他不能达到九十度的标准了),再用不咸不淡的广东普通话道起了开场白: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出。不知道大家想听流行的,还是听美声 ......”
他看看大家:“喜欢流行的请鼓掌 ......”黄哥出其不意地把上身微微前倾,充当起了“观众”,伸出手来为自己鼓起了掌!
然后,他站直身子:“喜欢美声的请鼓掌 ......”于是,他又重复刚才的动作,只是这回稍稍偏向右边 ......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就先为大家献上一曲流行的 ......”
正当我们被黄哥的表演逗得忍俊不禁,想听听他的歌声时,他的表演往往嘎然而止,只是做了个手拿麦克风的姿势,压着喉咙喊上一句就作罢了 ......
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黄哥讲“美术课”。
那是九月份的一个晚上。护士小邢值班,正在不知哪个病房里忙着。我们几个则跑到护士办公室里“聚会”。黄哥好像忽然对墙上那块白板发生了兴趣。先是拿笔在上面东一笔西一划地不知涂了些什么,然后见我们正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便益发来了兴致 ——
“人体最基本的结构是可以归纳为三角形的 ......比如,男子的体型可说是两个对顶的三角形构成的 ......”他一边说,一边用笔在白板上画出示意图。“先搭好这个架子,然后再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加以调整 ......像老刘,是细长的, ......”边说边画,果然现出一个人体的大致轮廓来,还真有点像老刘的细高个儿。我们看着,都笑了。
接下来,黄哥又向我们讲授了女性人体构成及脸部构图。然后他开始了自由发挥,一会儿画个戴帽的老刘的头,一会儿又换成了短发的小岳姐,然后又成了长发的我的头像 ......
他一边画,我们一边笑,小小的护士办公室仿佛真的成了一间美术教室。黄哥今天没穿病号服,而是罩上了那件新买的黑色夹克衫,笑咪咪的脸上神采飞扬 —— 我仿佛看到了黄哥正神采奕奕地画着一幅很大的电影广告 ......
不记得我是从什么时候起使用“黄哥”这个称呼的,应该不是因为他称我为“林妹妹”吧,而是因为我渐渐地觉得他真的是有些大哥的风范。他会默默地为同屋的小伙子们洗净堆在桌子上的饭碗;他会在不用输液的时候,主动地承担起到各个病房“巡视”各人输液进程的任务;他会积极主动地为想打扑克解闷的病友们请来足够的人数,而自己却因为散了瞳孔,看不清牌,总是在牌局开始后悄悄地离场;他会强撑开已上了眼药膏的眼睛,为同屋头痛的病友连夜去找大夫、找药 ......
可能会有不少病友还会告诉你,黄哥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一个故事就能让他听得掉眼泪 —— 这与他那粗线条的外表和当过兵的经历可真的不太相称,但这是真的。
有一天晚上,黄哥到我的病房来接电话,是他太太打来的,关于再次汇款来的事 —— 黄哥住院已有三个月了。 —— 忽然黄哥不作声了,然后慢慢地挂上了电话,低头伏在桌子上 —— 他在哭!是的,那是无声的抽泣,那种强忍着的、却又抑制不住的哭泣 ...... 我不知道那电话里最后是什么样的消息,只默默地找出纸巾,递给他,小声地劝道:“别伤心了,你不能哭的 ......”(黄哥的病是炎症,流泪是不利的。)
过了好一会儿,黄哥才转过来对着我们,依然在用纸巾擦着眼睛:“刚才 ...... 我女儿来和我说话了。 ...... 平时她妈总是白天从单位打电话来的。 ...... 我有一个月没听到园园的声音了 ...... 我女儿对我说:‘爸爸,我好想你!我想每天都给你打电话!我想你快点好!’ ......”黄哥又一次泣不成声。
我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也酸酸的。园园是一个可爱的九岁女孩,小巧而活泼,依稀还能想得起暑假里她与母亲来看爸爸时,在我们的走廊里、院子中洒下的银铃般的笑声;想起黄哥为女儿精心挑选的漂亮的小木碗;想起那顶将作为园园生日礼物和奖品的有着米奇老鼠图案的红色帽子 ...... 转眼,一个月已过去了。
“你一定会好的,这样多的人都希望你好。”我轻轻地为黄哥打气。
“不会好的了 ...... 我只是在拖累她们 ......”黄哥重重地叹息。
“别这样说,小黄。”邻床的唐奶奶缓缓地劝着:“两口子、一家人,她们当然都希望你能好起来。 ...... 你也要给她们信心,不要辜负了她们的希望, ...... 要好好地安心治病 ......”
那时已是北京的仲秋,病房在日光灯的光照下有了一种融融的暖意。屋外有低低的虫鸣,唐奶奶的语调柔和而亲切。仿佛有一股暖暖的亲情、浓浓的友情在病房里流动着 ......
时光回到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同病房的姚阿姨出院乘火车回家。我和109的黄哥、小白、小新疆一同到北京火车站去送她。从火车站出来,小新疆提议到火车站对面的恒基大厦去逛逛。
大厦装饰华丽,人很少,宽敞的走廊排列着大大的白色花盘,虽然插的都不是真花,但那极茂盛的团团簇簇,平添了一种富丽的气派。两边的玻璃橱窗是豪华的家私陈列,精美而高雅。四楼空旷的中厅,摆放着几辆漂亮的日本车,有轿车、跑车和越野车。空气中回荡着舒缓的乐声,让人有一种飘然的感觉。
“如果我们的眼科医院能设在这儿,那该多么好 ......”黄哥忽然说,“那样我们一定能好得很快的。” ......
我们四人相互看了一看,不知为什么,并没有人答话。 —— 是啊,在这华美的殿堂里,我们的心为之明净,我们会忘记自己身体上的病痛,我们又是多么专住地向着完全复原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如果我们能再进这座殿堂,我们的心中将完全没有遗憾!
在恒基大厦的这一段故事是黄哥叮嘱我要在关于他的故事里写上的,因为他希望关于他的故事可以美丽多于凄然,欢乐多于眼泪。 —— 我出院前的一个中午,风和日丽,天清气爽,我们几个不约而同没有午休,而走到花园、大门外拍了很多张照片。当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不禁深深地为我们每一个人那灿烂的笑容而感动!是的,我们的病痛虽然在我们的眼睛里,但我们都把最欢快的笑容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